抗战胜利，张发奎建议收回澳门，外交部：不能武力侵占他国领土
1944年，二战各个战场的态势已经日渐明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谋划战后的布局。
中国既然即将成为二战战胜国，那么自然就成了新的世界体系中的一员，旧的殖民体系势必要打破。而旧的殖民体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痛无过于租界和被英葡两国侵占的港澳。
鉴于列强在华的租界已经于二战中全部被收回，收复港澳的问题自然就被提上了日程。当时的英国虽然已经没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收回香港难度颇大，而葡萄牙自17世纪之后日趋衰败，而今已完全沦为咸鱼，国际话语权不再。
柿子捡软的捏，先收回澳门完全具有这个实力和可行性。
首先提出收回澳门的是国民政府驻葡萄牙大使张谦。
张谦与汉代的“张骞”名字读音一样，二者职业都是使臣，也同样想干出前辈那样开疆辟土的功业。
他在二战中担任驻葡萄牙大使，眼见葡萄牙空顶着列强的名号，却在波及整个欧洲的二战中被动“中立”，在两大阵营中间提心吊胆，衰微已极。趁他病要他命，葡萄牙霸占中国澳门近五百年，现在不收回，更当何时？
1944年2月，张谦向民国外交部致电，建议在战争结束之后收回澳门。在电文中，张谦指出葡萄牙早已失去海上殖民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不配当列强了，只能紧抱英国的大腿来保证其在远东的利益。二战期间葡萄牙虽然声称澳门保持中立，但是完全没有保证中立的能力，以至于澳门被日本人渗透地跟筛子一样，为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马上战争就要结束了，站在国防安全的角度，我们也应该收回澳门。
张谦的建议就像死水里丢进去一块石头，引发剧烈反响。一时间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赞成者认为在赶跑日本人的同时顺便收回澳门，搂草打兔子两不误；反对者认为应该持重行事，贸然收回澳门怕引得“友邦惊诧”。哪怕是赞成收回澳门的人，也分为两个派系——“激进派”和“缓进派”。
缓进派主要以国民政府中文官为主，他们主张以外交途径收回澳门，并给出了两个办法：
1、积极游说美、英、苏三国，这三国是当时世界三巨头，如果能取得他们的支持，葡萄牙不敢不遵从。
2、战后策动澳门居民举行全民公投，鉴于澳门居民绝大多数是华人，公投结果势必对我方有利，然后拿着公投结果向葡萄牙索取澳门治理权。
这两个办法要么是寄希望于别国，要么是想花小钱办大事。
美、英、苏三国面和心不和，要想让他们抛开彼此之间的矛盾共同支持中国，殊为不易，况且这些列强向来是无利不起早，要想得到他们支持，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而以公投结果索取澳门，先不说葡萄牙答不答应，这个“公投”本身，就是非常敏感的做法，极其容易产生副作用，增加不确定性。
相比较之下，激进派就简单纯粹多了，主要以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和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为首。这二人都是广东人，对广东辖境缺失一直耿耿于怀，如今有收回澳门的希望自然是举双手赞成。
况且当时葡萄牙治下的澳门治安混乱，黄赌毒盛行，进而影响到一关之隔的广东本土治安，危害甚巨。他们认为收回澳门不能等到战后，因为葡萄牙是中立国，等战后新的国际体系确立起来不好动手，还不如现在趁着战乱武力收回。
他们建议在华南发起对日反攻的时候，随便找个镇压变乱或追击日伪军的理由，军队强行开进澳门，先造成既定事实，然后再慢慢和葡萄牙磨嘴皮子。
抗战期间，葡澳当局虽然表面声称中立，实则不敢得罪日军，纵容日军在澳门渗透并建立伪军。如果届时借口清剿在澳门的日伪军出兵澳门，是完全名正言顺的，因为澳门真有日军顾问和伪军。
激进派的建议也得到了军令部长徐永昌的赞同，他于1944年10月19日将这条建议呈报给老蒋。
彼时老蒋刚收到开罗会议的邀请函，正沉醉在与英、美、苏首脑谈笑风生的美梦中，对于开疆拓土、提振声望这种事也是不无不可，于是同意了徐永昌的报告，并给外交部下发指示：“命研究占领澳门事。”
国民政府外交部援引1887年签订的《中葡友好通商条约》，认为澳门既不是割让地，又不是租界，与《中英北京条约》英国“永租”九龙地区性质类似，所以应该视英国归还九龙之结果而定。说白了就是看英国眼色，等英国归还了九龙再说收回澳门的事。
他们还举出葡萄牙之间签有同盟条约的例子，怕贸然收回澳门会引起英国的忌惮，将不利于未来反攻时让英国帮忙。
不过话虽这么说，但也不能直接违抗老蒋的指令。于是外交部的大佬们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由外交部长宋子文向蒋介石回报道：1、将来在华南地区发动反攻时，倘若日军进占澳门、亦或者日军残兵败逃至澳门时，我方可以追击为借口循迹占领澳门，然后再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归还。倘若日军没有进入澳门，还是应该慎重，不能轻举妄动。
2、从现在开始，应该让广东方面收集葡澳当局暗中接济日军之证据，作为将来声索澳门的凭证。
总的来说，外交部的意见是非常保守的，凡事都指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在战乱时你不浑水摸鱼先造成既定事实，等战后国际秩序建立起来，外交途径无果的情况下，想诉诸武力都不大可能了。
不过宋子文之所以敢这么敷衍老蒋，也是号准了自己这位妹夫的脉。对于当时的老蒋来说，尽量多抢占胜利果实和抑制共党势力才是重中之重，能为国家添土固然好，但如果因此大动干戈影响与英美的关系，那就完全没必要了。
所以老蒋在收到宋子文的回复后大为满意，当即电令李汉魂：勿要轻举妄动，日军进入澳门再占领之，搜集葡澳当局接济日军的情报以作为占领依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并未出现外交部设想中的华南反攻和日军败逃入澳门的情况，因此这项意见成为空谈。
抗战胜利后不久，外交部长王世杰赴伦敦出席五常外长会议。作为新任的外交部长，他迫不及待想干些成绩出来，如果能通过外交手段收回澳门，势必能成就开疆辟土的大功业，但他新官上任，于外交事务还不大熟悉，所以登门去找驻英大使顾维钧，想听听顾的意见。
王世杰对顾维钧表达了想收回澳门的心思，为了让顾维钧安心，还专门搬出了老蒋：“委员长来时交代我在外长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面对王世杰的热切，顾维钧却反应冷淡，他劝王世杰要多加慎重，不要在英法美苏外长面前提出这个激进的问题，外长会议并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场所。
王世杰新官上任，虽然有建功立业的心思，但更怕在国际上酿成外交风波，他听取了顾维钧的意见，将澳门问题搁置起来，更没有按照老蒋的要求在外长会议上提出来。
但是当外交部对收复澳门反应平平时，澳门本地却闹出了动静。
日本投降后，日伪军驻澳门特务机关头目黄公杰等人惶惶不可终日，迫切想找一个新的靠山，由于之前他们在澳门作威作福，俨然太上皇帝，不将葡萄牙人放在眼里，所以投靠葡澳当局自然是不可能，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了一关之隔的广东。
黄公杰通过中统特务联系上广东方面，称愿意趁日本刚刚投降、澳门葡萄牙人兵力空虚之际，率领部下控制澳门，然后让中央军以保护侨民及维持治安的名义进入澳门。并且声称，如果国民政府同意，他将在1945年9月10日开始行动。
这个计划由中统报告给老蒋，然而此时老蒋正忙不迭与共军抢地盘，接收地产，开云电竞对这个计划并不感兴趣，也没有在9月10日前给予回复。而是在拟定行动日期过了六天后，即9月16日才回电：澳门与香港有唇齿相依之势，中国若以武力侵占澳门，葡以英国为后盾，决难拱手相让，必指控我于联合国机构，中国纵有收回澳门之充分理由，至是陷于理屈地位。
这份回电口气软弱，毫无五常大国该有的语气。事实上，经历过二战之后，英法这类老牌列强的衰弱明眼人都能看出，法国更是在日本投降当月将曾经强占的广州湾交还。老蒋顾虑英国，但当时日本刚刚投降，英国在远东几乎没有军事实力，如果能趁战后英国的军事力量尚未卷土重来，先收回澳门，造成既定事实，难不成英国还敢翻脸？
且这封回电措辞也极为不当，收回失去之领土，本乃天经地义之事，何来“武力侵占”一说？
这是最后一次能够找借口收回澳门造成既定事实的机会，老蒋却没能把握住。
面对“缓进派”几次错失良机，作为“激进派”代表的张发奎并没有就此罢休，彼时他已经荣升广州行营主任，率第二方面军在广州受降。
张发奎一向主张采用强硬态度，以武力收回澳门，他还断言，即使付诸武力，也不会造成大的国际争端。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他审时度势后得出的结论。
张发奎认为，经过二战美国已经成为头号强国，在世界范围内圈占势力范围，大有将太平洋变成自家后花园的架势，而这势必会跟远东的传统霸主英国产生强烈冲突。
所以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是愿意看到中国收回港澳的，这样一来英国来远东的势力将受到重大打击。如果因为收回港澳与英国发生冲突，美国是绝不会站出来支持英国的，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也不敢正面与中国相抗衡。
当时整个澳门的军警加起来还不到一千人，驻扎在澳门的所谓“葡萄牙海军”也仅有两艘百吨级的小炮舰。作为对比，第二方面军管辖4个军10个师，总兵力十余万人，第二方面军内部乐观估计，只需要一个营即可占领澳门。
当时日本刚投降不久，无论是民间还是军中，民族自豪感都空前高涨，强烈要求收回失地。故而第二方面军的将士们经常三五成群穿着军装出入澳门，故意刺激葡澳当局的神经，面对抗议，他们声称：“我们不是进入外国地区，而是在自己的家乡走动。”
这也正是张发奎打的主意，纵容部下刻意寻衅，如果能挑起事端，就可以顺势当事情扩大化。
而扩大事态的借口很快就来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英国宣战，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被扫荡一空，殖民地也被日军占据达四年之久。日本投降后，英国迫切需要尽快将力量再投送到殖民地，这就不得不仰赖广州行营的支持，故而英方高官与广州行营多有往来。
1945年1月初，香港英军司令菲斯丁到广州拜会张发奎，希望张发奎在英军没及时回返香港之前帮忙维护一下秩序，有拜码头的性质。
连港英当局都主动派人来拜码头，葡澳当局却迟迟没有派来使节，不仅如此，在查封澳门的敌伪资产及引渡汉奸的问题上，葡澳当局一直推三阻四，阳奉阴违。
于是张发奎便以此为借口，授意中山县政府联络澳门华人各界，公开喊出“澳门原为中山县辖境，抗战胜利，全国国土业已光复，岂容澳门再让葡萄牙占下去”的口号，掀起收回澳门的舆论。国民党澳门党部也在澳门当地发动集会游行，要求回归大陆。
面对汹涌的民意，葡澳当局恼羞成怒，以维护治安的名义封锁澳门与大陆的边境，限制大陆人士往来澳门，并颁布法令严禁澳门居民举行集会，取缔各类民间团体。
张发奎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立马致电国民政府，陈言当趁此机会收回澳门，以竟全功。但他这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此时老蒋对收回澳门反应寡淡，只是不咸不淡地回复道：收回澳门时机暂不成熟，宜暂缓办理。
虽然老蒋并不支持，但张发奎也不是凡事听话的乖孩子，他并没有遵照老蒋的指示偃旗息鼓，而是做两手准备，一边请示，一边将事态扩大。
11月20日，张发奎声称有数十名日军俘虏潜逃至澳门，为葡澳当局所庇护。命令驻扎在中山的第64军159师派部队封锁澳门边境，禁止任何人口和物资进出，甚至连肉蛋蔬菜等生活物资也一律禁止。同时还命令159师炮兵营将炮口对准澳门市区，并让手下士兵持枪械不断进出澳门示威。执行封锁的部队还对想要进出澳门的百姓公开讲：等收回澳门以后再去吧，现在急什么。
另一头，中国军队连续几天在澳门周边举行实弹演习，并且还派登陆艇荷弹到澳门海域游弋，并且不时举行实弹演练，震慑葡澳当局。
事实证明，张发奎的目的达到了，对澳门封锁后，一时间澳门社会混乱，物价腾贵，米面价格上涨两倍，蔬菜价格上涨四倍有余，市面萧条，不少澳门的富人纷纷找关系逃到香港，他们这一跑，更加助长了市面的混乱，连许多葡萄牙籍的富商也跑路回欧洲。广州行营只是摆出阵仗，葡澳当局的统治就已经岌岌可危。
因为是擅自行动，没有取得国民党中央的同意，张发奎一边继续封锁，一边急电老蒋要求补上程序。但这个时候外交部站了出来，认为收回澳门时机尚未成熟，还是应该先以外交方式想葡澳当局交涉，封锁澳门没有必要。
老蒋正磨刀霍霍准备内战，自然不希望在国际上起什么纠纷，于是电令张发奎，要求他立即解除对澳门的封锁，以后凡涉及澳门的问题，均由外交部前去交涉。
在封锁澳门一个月后，张发奎被迫解除封锁，恢复了对澳门的粮食供应。这也代表着国民政府丧失了最后一次收回澳门的机会，也是无限接近于收回的时机。
虽然张发奎的强硬举动被老蒋断然叫停，但并不能阻止广东地区官民对收回澳门的强烈期盼1946年2月，159师师长刘绍武以慰问同胞的名义，在事先未知会葡澳当局的情况下，率领警卫排全副武装抵达澳门。在招待会上，刘师长动情地说道：“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中国已为五常之一，所有不平等条约必须废除，中国领土必须完整，澳门必须迅速收回，才可永符同胞之愿望。”
然而上层所主导的外交部对收回澳门仍然兴趣缺缺，在抗战胜利后与葡萄牙签订的“废除葡萄牙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协定上，提及了葡萄牙放弃在各地公共租界之特权，但是对于最重要的澳门却只字不提。面对各界的质疑，外交部只是轻飘飘地回复：关于收回澳门，按目前国际形势来看， 此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俟时机成熟，再提出交涉收回。
然而此时已经是1947年4月，至此之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每况愈下开云电竞，最后偏安孤岛。最终没等到这个“成熟”的时机。